宋朝的土葬与火葬之争

读过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朋友，应该有一个印象：这位游历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频频提到，他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看到了火葬的习俗，如四川、宁夏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一带。这不是马可波罗的向壁虚构，而确实是中国宋元时期许多地方的殡葬风气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的记述也可佐证：“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，自宋时已有之。”

朝祖坛二亨日落

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火葬是现代社会“移风易俗”的产物，火葬很现代。其实不然。两宋时期，京师汴梁、临安、河东路、两浙路等地，都盛行火葬。宋人说，“河东人众而狭，民家有丧事，虽至亲，悉燔爇，取骨烬寄僧舍中。以至积久弃捐乃已，习以为俗。”两浙路也一样：“吴越之俗，必积累而后办。至于贫下之家，送终之具，唯务从简，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，相习成风。”

不独贫穷人家“以火化为便”，江浙一带的富贵人家也多选择火葬，“浙右水乡风俗，人死，虽富有力者，不办墓尔之土以安居，亦致焚如僧”。马可波罗游历杭州时便见过当地人的火葬仪式：“富贵人死，一切亲属男女，皆衣粗服，随遗体赴焚尸之所。行时作乐，高声祷告偶像。及至，掷不少纸绘之仆婢、马驼、金银、布帛于火焚之……焚尸既毕，复作乐，诸人皆唱言，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，重生彼世。”

由于火葬之风盛行，宋代一些城市还出现了火葬场，时人称之为“化人场”。南宋临安城少说也有数十处火葬场，其中十六处因为“建置年岁深远”，到宋宁宗嘉定年间，差不多都荒废了，宁宗又“诏令临安府将见存化人场依旧外，其已拆一十六处，除金轮、焚天寺不得化人外，余一十四处并许复令置场焚化”，重修了十四处火葬场。临安还出现了类似现代“殡仪馆”的服务机构，设有专门的房舍供人存放骨灰罐。

宋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蔚然成风的火葬现象呢？一个原因跟佛教的普及有关。火葬乃是佛家之俗，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，火葬之风也扩散开来。宋人洪迈说，“民俗火葬，自释氏火化之说起，于是死而焚尸者，所在皆然。”今天的研究者也发现，“根据以往有关的史籍、资料及调查，在研究佛教与火葬关系时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：宋代凡是火葬盛行的地区，佛教都非常发达。在都城汴京、河北、两浙、福建、四川等地是宋代火葬盛行的地区，同时也是佛教最为发达的区域。”

还有一个原因是土地资源的限制，宋朝的国土不如汉唐时辽阔，人口却出现成倍的增长，地少人多的矛盾更为突出。如河东路之所以火葬最盛，便是因为“其境土狭民众，惜地不葬”。宋人自己说，“今贫民无地可葬，又被他说火葬上天，葬礼亦被夺了。”后世的顾炎武也认为，“（宋代）地窄人多，不能遍葬，相率焚烧，名曰火葬，习以为俗。”

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总而言之，火葬在宋代的许多地方，已经成为一种风气，“习以为俗”，“相习成风”。

不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接受火葬（只有少数士大夫赞同火葬）。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习俗感到不可理解：“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，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，死则播爇而捐弃之，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？”认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。所以他建议，“方今火葬之惨，日益炽甚，事关风化，理宜禁止。”今日的主流意识形态则调了个180度大弯，认为火葬是“文明新风”，土葬才是“陋俗”，殊不知火葬曾经作为一种被先人认定的“陋俗”存在了很久。

其实平心而论，不管是土葬，还是火葬，作为“相习成风”的地方习俗，都是一地人民的价值偏好，未必有优劣之分。对当地人民的价值偏好，政府应当同情之、理解之，尊重人民以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最后归宿的方式。所以，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，并不支持，正如我也强烈反对现代人掘坟砸棺式的所谓“移风易俗”。南宋时也有人反对火葬禁令，如写《吹剑录》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：“今京城内外，物故者日以百计。若非火化，何所葬埋？”

事实上，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。民间火葬之风，可谓屡禁不止。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，“既葬理未有处所，而行火化之禁，恐非人情所安。”并建议“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，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，若有死亡，姑从其便。”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。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让步，允许一部分人选择何种葬礼，听其自便。

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，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非常明智，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，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“义地”，建成公墓，收葬贫民；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，助贫家火化。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——不管是土葬，还是火葬。前者如北宋的李昭玘，他在河东路的潞州（今山西长治）任通判时，看到“潞民死多不葬”，便划出官地，置备棺材、寿衣，收葬贫家逝者。后者如南宋的张体仁，在苏州创建“齐升院”，作为火葬场，“拨没官田供为常住，贫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，则与之棺后焚瘗焉”。土葬也好，火葬也好，政府只是给予资助，而不是强行介入。

值得一说的，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——“漏泽园”。宋代漏泽园有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：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；坟墓统一规格，约八尺见方，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、籍贯、生辰、安葬日期，有亲属信息的，也刻于砖上，作为标记；没有棺木的逝者，政府给予棺木收殓；贫困家庭若有亲人去世，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，政府将安排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——当然，不用收费；漏泽园还设有房屋，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。

宋政府又聘请有德僧人来主持、管理漏泽园，如南宋时，仁和、钱塘两县有“漏泽园一十二所”，“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，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、米一石。瘗及二百人，官府察明，申朝家给赐紫衣、师号赏之”。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：每月五贯钱、一石米。每收葬满二百人，可得到请赐紫衣、师号的奖励。

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？宋真宗时，每收葬一名死者，政府需要花费六百文钱，包括棺木的费用；宋神宗时，要二千文；到南宋高宗时，大约是三千文。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，数目应该非常大。为了让国民在不幸离开人世之后，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安葬，宋政府愿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，这，便是文明。

文明的社会，不但要让生者有尊严地活着，也要让逝者有尊严地安息于九泉。火葬或者土葬，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尊重逝者的尊严。